反太空歌剧的“东方红”
《群星闪耀时》在剧情上所制造的最大反转是1970年的赵吉虎和2035年的郑同舟都发现了不同时空所形成的镜像“世界”：赵吉虎用粉笔勾勒的巨型抛物线与通过巨量数据拼接起来的运动轨迹形成了左右对称，而困在引力场中的郑同舟则同样通过回忆破解了处理飞船运行轨迹的正确方式。生理关系上的父子以及平行对照的宇宙交错穿插，构成了《群星闪耀时》中故事发展的内在秩序。从质疑身份到全力救援，两代航天人的跨时空对话所映射的其实是彼此对峙或连接的可选择性。从剧情设置上看，《群星闪耀时》几乎涵盖了此前上映的《星际穿越》的全部因素，亲情羁绊、飞船遇险、摩斯密码，甚至包括在最后逃生阶段的救生舱与飞船分离以形成抛物作用力，这当然会引起观众的嘲讽——八零后宇航员郑同舟调侃自己是第一个进入“黑洞”的人类，把这种可笑的戏仿感推到了顶点。但是，《群星闪耀时》的科幻底色毕竟是由逆向的时间关联所奠定的，它的电影叙事深度依赖实在的历史。如果我们要更深入地理解这部电影，或许还是要从上述的镜像“世界”结构中找到一个更为合适的诠释角度。
1976年，海德格尔与世长辞。晚年的海德格尔把二战以来的西方历史理解为在形而上学意义上无关紧要的胜负之争。随着地域边界在现代通讯、交通的扩张下逐步消解，一切遥远地带都被纳入人类的计算与开发，失去了源始的历史性的大地已变成人们可随意支配的可用之物。次年，《星球大战》上映，太空歌剧的宏大星际外壳也被嵌套在两大巨型势力分割的博弈场，电影中大规模出现的轨道要塞、星际战舰、终极武器，将早期太空歌剧中的堂吉诃德式的游侠销蚀于集体焦虑的审美化过程。对于《星际穿越》而言，男主的一切冒险的终极筹划都只是“回家”；在这个故事中，没有外星敌对文明，也没有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人类唯一敌人只是地球上早已泯灭神性的客观自然法则。失去了与之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之后，西方世界的当务之急是恢复过度发展的科技与个体生命意义的联结。与之相比，在《群星闪耀时》的片尾，即便郑同舟在堕入黑洞前煞有介事地说了几句与渴求终极真理之类的呓语，却无法让人从中抓取任何与自我救赎相关的精神体验。
这种效果的出现并不需要复杂的推理：在郑同舟重新启动飞船的接收系统之后，穿透引力场的短波带来的不是宇宙黑暗深处的神秘启示，而是象征着中国革命的“东方红”。与《群星闪耀时》所呈现的“时间”结为一体的是漫长而悲壮的中国工业化历程，它当然可以拒绝分担从现代西方内部涌起的虚无感及其抗争。萨义德指出，长久以来，“文明”并非一个先于政治的、纯洁无瑕的存在，它本身就是帝国知识与权力结构的混合产物而绝非人类理想的具象化呈现。太空探索曾经是一个长期具有排他性的权力行动，如同被掌握在殖民扩张与工业化之后的西方手中的大航海运动，同时期哲学思想蓬勃发展的另一面往往是帝国征服所留下的后遗症。
对照《星际穿越》抑或更早的《2001太空漫游》，要从《群星闪耀时》向着太空歌剧中所包裹的人类精神源流的“奥德赛”，无疑是缘木求鱼——这并不能作为论证《群星闪耀时》一无可取或者说中国科幻电影与西方科幻电影存在“代差”。仅仅从技术上看，《群星闪耀时》的核心逻辑并不复杂：被卷入特殊引力场困住的2035年的中国航天飞船无法与发射站联系，却得到了1970年的中国航天基地发来的关键轨道数据，从而突破引力场的纠缠而得以返回地球。我们要注意到，两个小时的电影内容有一半以上给予了似乎并不比另一个星球更近的“七十年代”；《群星闪耀时》对于这个年代的描写绝不仅止于一道若隐若现的“东方红”，而是这首主旋律背后所映射的一段波澜壮阔的人类历史：在那里，通过镜像的世界构想，我们或许可以发现真正由中国所“发明”的科幻逻辑。
《群星闪耀时》，黄渤饰郑同舟
两个故事：回到七十年代
在电影中，八零后郑同舟与出生于零零后的舰长刘晨以及电影开头牺牲的香港籍贯的曹洋显然已经不再分享共同的历史记忆。郑同舟仍能辨认短波中所包含的“东方红”并且清晰追述整个人造卫星工程的前因后果，而刘晨的国家印象则是从大地震救援开始的。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顺利升空，作为《群星闪耀时》的制作参与人，刘慈欣回忆道：“我的科幻之路，大概就是那个晚上开始的。”童年的刘慈欣仰望天穹，他或许已经发现了一个比大地更辽阔的世界。与此同时，在美苏冷战的另一边，红色浪潮从中国出发，席卷了包括欧洲、非洲、南美在内的各个阶层。受到激励的学生与工农如同野火般烧灼着国家与社会，他们愤怒地占领讲台、袭击警局，不遗余力地破坏着资本主义统治的权力系统。戈达尔在《世界报》中说：“为什么要拍《中国姑娘》？因为人们到处谈论着中国，无论是石油问题、住房危机还是教育问题，总是有中国的范例。中国提出了独特的解决方案。”他把中国革命与众不同之处理解为青年（Youth）：不受偏见束缚的道德和科学的追求。人们不赞同一切形式，这种史无前例的文化事实要求最低限度的关心、尊重和友谊。我们不必深究彼时的中国人民与已经涉入后现代激流的欧洲知识分子到底有多少共鸣，但至少他们都能背诵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的一句话：“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1970年代给予中国一个全然不同于二十世纪初的世界史时刻，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重新理解1970年的赵吉虎。
赵吉虎在电影的一开头就遭到了“下放”的处分。由于公开反对集中力量发展人造卫星而主张直接发展载人航天，赵吉虎触犯了服从领导的硬性“纪律”。首长对为他求情的专家说：“年轻人必须经受这样的锻炼。”在炼钢厂，赵吉虎和普通的工人们一样忍受炙烤，为高炉运煤。听到航天研究院的老领导打来的慰问电话，镜头里赵吉虎怆然泪下，他仍然坚持学习航天技术，但是他已经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会一辈子都没办法回到科研岗位。这一段电影内容中，赵吉虎的形象包裹着理想主义的光芒，他年轻、真诚、勤奋，把自己完全交付给祖国的航天事业。但是政工干部的严厉打击很快就打破了涂抹着玫瑰色的人物成长氛围。从西北的农场到南方的丛林，由于无法申诉的定性，无数的个人历史都戛然而止了。幸运的是，从2035年传来的求援信号挽救了赵吉虎几近报废的人生轨迹，他得以回到科研基地参加救援工作组。在电影中被反复提到的“五院”，指的就是1956年10月8日成立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既是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也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的诞生。面对矗立在建筑顶部的巨型抛物面天线，赵吉虎眺望着壮丽的晚霞，他的科学理想终于得以重启。这个故事是不是很熟悉？但凡稍微阅读过《三体》的观众，是不是会立刻会想起身处1970年代暴风眼之中的叶文洁与红岸基地。政治生活的重伤与星际信号的召唤缠绕在一起，让赵吉虎与叶文洁形成了惊心动魄的人格对撞。
文学世界中的叶文洁在青年时代饱受磨难，她所尝试的两次与既有世界的和解，包括与她的母亲以及批斗她父母的清华大学女生，最终都失败了。于是，多年前对于“三体”文明的回复变成了她宗教般的信念：将宇宙间更高等的文明引入人类世界。在广阔天地的残酷经历消损了叶文洁的青春，但是革命的情感结构却如同黑夜一般包裹了她生命的延长线，她终于拾起了当年让她的命运深陷痛苦的时代激情，投入反叛人类的斗争。与之相比，赵吉虎离开航天研究院的时候，一位被称为“老钱”的老同志向他挥手送别。当他回返航天研究员，才知道这位貌相和蔼的老同志居然就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老”。赵吉虎曾被放逐，但他从未被放弃。面对1970年代，《群星闪耀时》既要有限度地表现历史发展中的残酷与忧伤，又要表明理想的力量仍能穿透种种误解，用受伤的双手把历史的轨道扳回披荆斩棘的前进方向。处理这一困难的办法还是对赵吉虎所做的烘托与强化。当赵吉虎电影逐渐从1970年与2035年的对等交流变成从1970年理解2035年的叙事重心偏移，从而倒转了《三体》的历史情绪。
电影借助郑同舟的提问，用飞船装备的计算机几秒钟就能完成的数据演算，在物质贫乏、资源短缺的1970年代，是如何完成的呢？当时中国只有四台大型计算机，运算能力极其有限。为了完成巨大的计算量，从各个单位抽调而来的6000多人一起用算盘手工计算数据，无数算盘的敲击震动了整个大楼。这个场景的真正素材来源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过程，当时的科研人员确实曾用算盘和手摇计算机完成大量计算。电影中的赵吉虎还特别强调了，这些日夜计算的工作者中有小学教师、售货员、会计等等。为了保证信息传输的通畅与准确，电影中最让人热血沸腾的台词出现了：“两万公里的通信电缆怎么了？全国有六十万民兵，每三十人守一公里还不够吗？这场仗我就不信打不下来！”电影镜头以史诗般的格调在大西北的深山峡谷、草原森林之间迅速切换，数十万民兵冒着风雨冰雪，艰苦奋战，用血肉之躯填补了难以想象的技术代差。通过这一个又一个无名英雄的出场，“人民”得以凝结，就像“群星”一样在历史的天空上熠熠生辉，光照百代。在这里，叶文洁终生没有走出的那个年代的另一面得到了应有的呈现。
电影剧情发展至此，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论证似乎已经完成。但是，正如此前所提到的电影设置的“镜像”世界，直到“东方红一号”停止工作之前，赵吉虎向郑同舟发出最后一道讯息以告知郑同舟自己的身份，这个破解引力场轨道数据的关键结构仍然没有被双方发现。观众揪心地看到，在欢庆胜利的人群中，赵吉虎落寞悲怆，独自走下巨大而漫长的台阶。而郑同舟则对刘晨说：“人家已经尽力了。”从战天斗地的革命豪情忽然转变为猎户星座映衬下的平静与沉郁，电影镜头不过只用了极短的几分钟。于是电影剧情的最后一个转折点出现了：1970年所提供的基于自身时空而言完全准确且为之付出巨大牺牲的数据，不能直接使用于2035年的航天飞船，除非对其予以逆向的重组。郑同舟通过发现赵吉虎是他的父亲而发现了这个要命的误解，在童年时代他曾目睹赵吉虎燃尽生命以求破解这缠绕时空的“最后的一道题”。在能源即将耗尽之前，郑同舟和刘晨启动飞船，沿着计算机给出的正确返航轨道，奋力冲出引力场——电影完成了对1970年代的第二次倒转。
《群星闪耀时》，吴磊饰赵吉虎
谁被困在了引力场？
与此前的《流浪地球》系列所采取的集体主义的英雄伦理相比，《群星闪耀时》的两次倒转都围绕着“时间”线索的首尾对接而完成，向后展开的情感寄托与社会视野是其与众不同之处。换言之，作为科幻故事，《群星闪耀时》选择了更为直接的历史重述，让曾经改变历史进程的真实人物也参与到电影的平行宇宙中来，由此彰显其寓言品质。科幻性在这个关节上所起到的作用就如同热气球一样，让绘制历史图景的思想旅行者得以对具体历史环节的俯瞰与超越。总体上看，从遭遇险境到成功逃离，《群星闪耀时》中所凸显的求生意志都指向生存目标和保存手段之间的高度融洽，相距六十五年的赵吉虎和郑同舟其实共享着分工合作的集体努力氛围中。就像《流浪地球》一样，《群星闪耀时》的氛围感让我们感到充足的安全，让我们仍能在地球以外的维度找到“组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科幻故事必须呈现与国家共振的宇宙空间。然而，科幻这一类型本身所具有的超现实倾向又必然与过度紧凑的群己关系产生对撞。《群星闪耀时》在叙事上所要处理的问题其实仍然在此。
实际上，从破解镜像世界之谜而得到正确的轨道数据之后，电影剧情的核心危机其实已经得到了解除。电影的结束部分让郑同舟牺牲自己以减轻飞船阻力，既不符合技术逻辑，也不尊重情绪走向。当然，借助于郑同舟的内心独白，剧情将赵吉虎与郑同舟的对话延伸到了郑同舟与他的女儿之间的对话：过去给予现在以希望，现在又将给予未来什么？郑同舟在“遗言”里告诉自己的女儿，一定要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理想，无论她要选择去做什么，都会得到父亲的支持。电影安排了郑同舟女儿继续学习天体物理学，似乎是想将航天工作的代际传承与当代青年的情感世界联系在一起。但就像德里克所说：“在后革命时代，作为一种已经成为历史的社会运动，革命也许再也不可能产生出所包含的那种集体认同。……（但是）他们的遗产则依然有着重要意义。因为他们所造成的氛围依然存在于我们周围。”从赵吉虎去世的时候开始，承认个体诉求的合理性与“宏大叙事”的褪色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在电影结束后的彩蛋里，郑同舟被卷入黑洞，按剧情设置，由于引力无限大，黑洞内部时间会趋于停止。因此郑同舟没死，获得了“永生”。难道停止的时间是电影让我们得到的最后暗示？如果是这样的话，横亘在郑同舟与地球之间的引力场就不是偏见或误解，而是意义的失去——时至今日，人工智能所缔造的虚拟世界正在逐渐成为青年日常生活的一个构成部分，虚拟世界中对欲望的回应促使个人越来越逃避现实空间乃至厌弃现实世界的基本价值。历史从人类意义的承载物，变成了与个人生命没有任何本质关联的人造符号。这个联想将直接否定此前从电影中所汲取的全部积极信号。
倒转时间不等于取消时间，让我们尝试换一种理解方式：郑同舟所进入的黑洞的无时间状态，所象征的是在超时间的维度发现不同历史阶段的互相承认，就像郑同舟所讲的：“他们或许一直同我们在一起，就像天上的群星，始终闪耀。”也许这才是《群星闪耀时》最有趣的地方：赵吉虎拯救了迷失航路的郑同舟和刘晨，但事实上郑同舟和刘晨也拯救了被下放工厂的赵吉虎，最考验想象力的双向拯救的结构被放置在了单向度致敬英雄的线索之下。兴衰治乱、人事代谢总是牵绊着中国人的心灵，历史是光荣与教训，同时也是生活下去的理由。从算盘到超级计算机，电影给出的镜像世界的设定来回答“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激动人心的变化关乎人身处不同历史阶段的方法论，取决于历史叙事所给予的意义链条与设问方式。纠结于《群星闪耀时》的硬科幻程度以及人物表演的匹配度固然是将其作为商业电影的必然结果，但是在这样平静而汹涌的时间之下，我们也许只能通过科幻故事向曾经试图再造历史轴心的年代致以诚实的探问，体会其激越、痛苦、寂寥，从各自的“引力场”发起突围，借用刘慈欣在《三体》中所模仿的一段批示以结束此文：“百忙之中下一步闲棋是很有必要的，这个工程让我们想到很多以前没空想的事。这些事只有站到一个新的高度上才能想得通，就这点而言。红岸已经具有很大的意义了。如果宇宙中真的还有其他的人和社会，那也很好嘛，旁观者清，千秋功罪，可真的有人评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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